1928年11月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重新制玺，寻找“荆山之玉”，即是指寻找最适合制作国玺的天下最为名贵的玉材。
翡翠登上大雅之堂
南京国民政府需要的是制玺的稀世名贵玉材。这样的玉材到哪里去找呢？
这实际上涉及什么是“真玉”、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国玺是什么材质等学术问题。对封建时代的“真玉”评判标准及玉玺的材质，我们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探讨。那么，辛亥革命之后的“真玉”标准又是什么呢？迄今为止，基本的认定标准是缅甸的翡翠玉和新疆的和田玉都是“真玉”，而且都非常名贵。那么，制作国玺的材料会取自这两种玉料吗？
1929年，时任国民政府广东省主席的陈济棠派人去缅甸寻到了一块上好的翠玉，以9500块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并托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蒋介石特地宴请玉石专家进行鉴定，发现这果然是块稀世珍宝，于是决定以此制成国玺，并把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印铸局局长周仲良。刻玺工程从1929年7月1日开始，到10月9日琢刻完竣。192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该枚国玺。南京国民政府的这枚国玺，比北京民国政府的国玺略有扩大，为13厘米，显得更加厚实庄重。
1930年，新疆省政府采献了一块上等的羊脂白玉。蒋介石于1931年元旦亲自受呈，并交印铸局刻制“荣典之玺”。该玺于同年7月1日启用，作为政府颁发勋章、发布褒奖令之用。当然，这枚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国玺”。
玉玺材质多为新疆的和田玉
玺者，玉制的印章。在秦以前，尊卑通用；但在秦以后，玉玺被封建帝王所垄断，唯帝王印才可称“玺”。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记载：“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这是说，自秦始皇始，天子制玺，必然用玉，而非玉材质是不能用来制作国玺的。
然而，问题是天下的玉材可多啦，用哪种呢？当然是符合统治阶级价值观的“真玉”，而这种“真玉”要具备仁、义、智、勇、洁五种品德，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所称：“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在封建时代，按照这个标准寻觅，只有新疆和田玉符合，因此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历朝历代的玉玺材质基本都是新疆和田玉，包括白玉、碧玉、黄玉、青玉等，如西汉的“皇后之玺”、清代康熙、乾隆等皇帝所用的各色玉玺。
国玺用新疆和田玉制作，除了其品德和封建帝王的价值观相符外，还与中国古代玉德学说强调的“真玉”评判有明确的科学标准有关，其中的一条标准就是脱胎于“折而不挠”、“百折不挠”的韧性这种特殊的物理性质。新疆和田玉具有超高的韧性，不易破碎，这是自然界其他材料（除了对人类历史文明没有影响的黑金刚石）所不具备的；同时，新疆和田玉材质坚硬，而且裂不伤人。正是超高的韧性、较高的硬度和使用安全等优越的物理特性的组合，才使得新疆和田玉具有出类拔萃的坚刚不屈的加工性能。而封建统治阶级都希望自己江山永固，千代万代承传，于是精光内蕴、坚韧异常、坚固耐用的新疆和田玉就成了制玺的理想材料，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两千多年的制玺重任，而其他玉材，像拉长石、月光石、玉髓、玛瑙、欧珀、石英岩、大理石、蛇纹石、斜长石、寿山石、田黄石、青田石等，都不堪担此重任。当然，历史上一些爱好广泛的皇帝以这些非“真玉”材料制作闲章的情况还是有的，比如乾隆皇帝就有不少田黄印章。
“荆山之玉”到底为何物？
研究古今玉玺，有件神秘的东西不得不提，那就是刻有“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文字的“传国玉玺”。据《史记》记载：“传国玺”为秦始皇时代琢制，是为子孙后代传国的信物，皇权传递的标志，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传国玺”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以至于在其后一直到清代初年的大约二千年时间里，任何一个帝王在即皇帝位时，如果身边没有“传国玺”，心里都有些发憷。
按照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一般说法，“传国玉玺”取材于和氏璧，而和氏璧发现于荆山，就是“荆山之玉”。问题是，“传国玉玺”真的是用“荆山之玉”琢刻的吗？
2010年，国际知名玉学者王春云博士在《破解国魂和氏璧之谜》学术著作中指出，和氏璧实为中国内地所产的一颗不小于800克拉的超级大裸钻，在当时条件根本没有加工，也不可能被加工，因此，“传国玉玺”与和氏璧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按照王博士的观点，制作秦代“传国玺”的材料不可能是“荆山之玉”。如此看来，民国政府寻求“荆山之玉”制作国玺，实际上根源于一个千百年来以讹传讹的“以璧制玺”的传说，因为“荆山之玉”就是和氏璧，是一块超级大裸钻，不可能加工成玺。而民国政府实际上需要找寻的是像制作“传国玉玺”一样的顶级玉料——这点可从国民政府后来寻料、制玺的过程中得到证实。
“传国玺”究竟是何材质？就秦汉时期玉料使用情况和二千余年封建国玺的用材情况来看，我认为应该是上乘的新疆和田白玉。那么，“传国玺”的刻文是何种书体？玉玺钮制如何？最终归宿如何？这些问题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虽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做出了很多探讨，得出了不少认识，但坦率地讲：到目前为止，“传国玺”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仍然是一个人类文明未解之谜，考验着我们这个时代学者的智慧和水平。
从1912年袁世凯首次制玺到1914年袁世凯再次制玺，再到1928年蒋介石第三次制玺，我们可以看出：新主不愿用旧主之玺，即使是同一个主子，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改琢国玺。在这里一点也看不到国玺代表天赋神权的影子来。所以，要说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里只有一枚固定不变的“传国玺”，怕是说不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国玉玺”不可能是唯一的，只要由于改朝换代使得传承链条出现了问题，各朝各代都可能会悄悄地动手重新制作自己的国玺。
由此可见，北魏时期突然冒出用和氏璧雕刻“传国玺”的说法，唐末五代时期出现的“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传国玺”描述，宋代出现所谓“色绿如蓝”的“传国玺”赝品，还有元、明、清几朝出现的各种“传国玺”赝品，相信都是对中国历史上“和氏璧制玺”、“蓝田玉制玺”、“蓝田玉色绿如蓝”的错误理解的结果，或者与将和氏璧和蓝田玉二者混为一谈的错误看法有关。
玉玺拍卖
2005年 清乾隆和田碧玉交龙“万泉庄宝”玺在香港佳士得中国春季拍卖会上以437.6万港元成交。
2007年 清乾隆“御用组玺五件”在香港苏富比成交价为2918.24万港元；同时，康熙“佩文斋御用十二组玺”以2134.3万港元拍出，“白玉交龙钮玺(纪恩堂)”以1400.24万港元成交，“青玉交龙钮玺(四德十全之宝)”以160.8万美元成交；清乾隆“御宝交龙钮白玉玺”二方以1600.75万港元成交。
2008年 清乾隆御宝三螭钮和田碧玉玺在香港苏富比中国秋季拍卖会上的成交价为446万港元。
2008年 清乾隆帝御宝螭龙钮和田白玉长方玺在香港苏富比中国秋季拍卖会中的成交价为1074万港元。
2009年 清乾隆“太上皇帝之宝”御宝交龙钮和田青玉玺在香港苏富比中国秋季拍卖会的成交价为1634万港元。
2009年 清乾隆玉玺印章“九洲清安(晏)之宝”在法国巴黎的一次商业性拍卖中被拍出，成交价近一百六十八万欧元。
2009年 清乾隆“八徴耄念之宝”玉玺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近31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000万元)的价格拍出。
2010年 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以9586万港元成交。
结语
至少在清代以前，在国玺的用材上是一玉独尊，这就是新疆的和田玉，包括白玉、青玉、黄玉等，而最受宠的则是上等的羊脂白玉。这对于研究“传国玉玺”的材质有着强烈的和清晰的指示意义！而民国国玺则使用了缅甸翡翠玉，使得翡翠玉登上了国家重器的神坛。其中非同凡响的意义，我们下期接着探讨。
广州日报，2011年9月24日，B14版休闲周•博雅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